书讯 | 杨联芬《浪漫的中国》
《浪漫的中国》，杨联芬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述评
杨联芬教授在《浪漫的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后记中称，本书的酝酿与写作，大致要从她2005年哈佛访学算起。事实上，对女性、革命等问题的讨论，此前已散见于她的文章和著作中。只是那时，杨联芬的观点受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影响较为明显，认为中国女性解放运动，从“兴女学、不缠足开始，起点既低，而且始终被统摄在男性主导的民族-国家宏大叙事中，作为从属的部分存在”，“未能产生西方那样专注于女性特征与女性权利的‘极端’的女权主义。”（《20世纪初中国的女权话语与文学中的女性想象》，《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这种“中国/西方”、“否定/认同”的思维结构，折射出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本土女性主义学者在女性/民族革命关系上的主流观念。而到了《浪漫的中国》，杨联芬一方面延续着她对女性与革命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则展现出了她新的思考与推进。
《浪漫的中国》对女性解放运动和革命的考察，主要集中于中国思想文化转型最为关键的1900-1930年代，并向前后辐射。巨大的时间跨度，有利于从整体上对政治与文化思潮加以把握，继而在新的认识框架内，对既往结论展开清理与检讨。同时，国内女性主义研究渐趋成熟，西方理论资源与本土语境之间的隔膜和断裂，正引发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与反思。具体到近现代中国女性解放运动而言，它和女性主义的关系，从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简单征用，逐步转向对这一时段本身女性主义思潮的挖掘。晚清女性解放之路，不再被笼统视为男权政治的“附庸”；它和民族国家建构之间，也被描述为一种“结盟”性的关系。《浪漫的中国》论及清末民初女性主义思潮和具有父权特质的民族主义时指出，二者并非截然对立，反倒表现为相互的“依存与共生”。不过，《浪漫的中国》没有满足于为这种“依存与共生”的关系作注，而是在承认它的前提下，进一步追问革命洪流中女性面对“解放”时的真实处境，揭示激进革命主导下的女性运动，在自由平等理想追求的实践层面上所带来的“异化”。“女性”在这里既是“问题”，更是“方法”。《浪漫的中国》要借助女性问题在中国社会现代变迁历史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和“代表性”，来反思中国革命的激进主义思潮，因此成为清末民初女性与社会思潮研究的一个独特样本。
“浪漫的中国”之“浪漫”，涵盖了杨联芬对“女性/性别”和“革命”的双重理解：男女恋爱、社交公开、自由离婚等，是西方自由、平等生活方式的“浪漫”实践；而“浪漫”也是“革命本身的特性”，是“革命所带来的感性生命的大解放”。更为重要的，“浪漫”还是杨联芬对革命时代激进文化思潮、对中国现代历史主观化与理想化特征的一种“直觉概括”。王德威曾讨论过浪漫主义与革命话语及行动的内在关联，并认为“五四”浪漫文学的表述“应该置于这一抒情传统进入20世纪后的流变下观察，才能更显示其‘中国’、‘现代’的特色。”（《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杨联芬在这里没有严格按照王德威的观点来使用“浪漫”与“抒情”，只是部分借重了“浪漫主义”的“抒情”面向，来阐发自己对中国革命的主观感受。其目的，可能仅仅在于说明本书是在一种更宽泛的意义上来使用“浪漫”，借此强调观察历史的“感性视景”和“循着历史的情感理路进入历史”的研究方式，以及研究对象的复杂与多元，却无意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作过多讨论。
在具体操作上，杨联芬借助“关键词”这一历史学研究方法，以扎实的材料为基础，勾连相关人物事件、文学文本，将革命、文学以及社会思潮统摄起来，重建细节丰富的历史叙述。《浪漫的中国》共分六章，撷取“恋爱”、“社交公开”、“自由离婚”、“新女性”、“贤妻良母”等关键性概念，对原始报刊、杂志等史料进行爬梳，厘清这些概念如何在清末民初逐步进入中国社会，并于五四运动前后成为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作者关注的，并不仅仅是这些外来词如何被吸收进现代汉语，而是被吸收进现代汉语后，所经历的一系列传播和误用的过程。因为语言现象背后，蕴藏着思想、观念的传播与变迁。通过这种方法，作者得以将精英与民间、观念与实践、理性与情感、民族国家话语与私人日常生活尽可能地容纳进来，考察新文化、新道德如何通过“日常”途径，进行“现代”创造。章节设置上，从“恋爱”、“自由离婚”到“女性与革命”、“‘贤妻良母’的现代命运”，既相互独立地探讨了女性在激进思潮中的生存困境，又在整体上层层推进，较为清晰地反映出晚清到民国伦理思想的现代性变迁，“大跃进”式的颠覆与改造，也通过这一脉络被直观地呈现出来。
整体来看，《浪漫的中国》体现出一种文学史、社会史、思潮史的交叉视野，并在“浪漫”的概念之下得到有效整合，实现了内在统一。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其说是杨联芬的有意实践，不如说是她凭着感性视景进入历史时，依托敏锐的问题意识，以及对更贴近历史本真样貌的追求，自然而然生发的切入方式。此外，《浪漫的中国》还具有一种人文主义的特质。杨联芬曾表示，革命始终是她关怀的核心；但《浪漫的中国》对“人”的强调似乎表明，杨联芬的革命研究，最终仍将以平凡个体生命的生存与困境为旨归。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对女性的“发现”，源于女性在多数情况下，比男性更容易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而事实上，正如书中对鲁迅《离婚》的文本细读所显示的，所有身陷困顿却不能发声的人，无论男女，都在她关注的范围之内。“一个人，首先就是一个人，其次才是男人、女人或其他人。”这种深厚的人文关怀，是杨联芬学术道路上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也是《浪漫的中国》最为动人之处。
（邢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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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联芬，曾用笔名张忆，1986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1989、199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分别获得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和文学博士学位。2005-2006年度哈佛燕京访问学者。1994-201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院）执教，2013年至今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执教，曾获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优秀奖(2004)、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2005)、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名师奖(2012)。论文《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获首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一等奖(2003)，《新伦理与旧角色：五四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11)，《“恋爱”之发生与新文学观念变迁》获第四届王瑶学术奖（2016）。专著《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奖(2004)，《浪漫的中国：性别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1890-1940）》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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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绪论 浪漫主义：中国如何“现代”
第一章 “恋爱”：由新名词到关键词
一、“恋爱”的诞生
“恋爱”之由来
词语误用
浪漫爱与恋爱神圣
自由结婚的喜与忧
二、“恋爱”与“自由”
从“自由结婚”到“自由恋爱”
“恋爱底自由”与“自由恋爱”
三、恋爱与新文艺
恋爱成为问题
“公开的恋爱”
恋爱与“新文艺腔”
第二章 “社交公开”：平等与冲突
一、女学之兴与男女同校
二、“男女社交公开”
三、“浮荡少年”与女性逆境
四、社交与恋爱
第三章 “自由离婚”：吊诡的现代性
一、媒介事件与社会问题
二、离婚溯源
三、离婚的现代性
四、离婚自由与民族主义
五、无奈的“平等”：离婚的性别政治
六、“娜拉”不走怎样
七、离婚的“诗”与“真”
鲁迅《离婚》：一篇“难解”的文本
老舍《离婚》：暧昧的复调
第四章 “新女性”：在新伦理与旧角色之间
一、新女性的诞生
二、学校与身份认同
三、共同体中的性别等级
四、“出走”与女性的困境
第五章 女性与革命：民族主义的浪漫政治
一、民族主义与女性主义
民族国家：启蒙与革命的共同目标
女权启蒙与民族主义
女英雄：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合一
二、 “娜拉”革命
革命时代的新女性
“革命加恋爱”：一种文化症候
三、革命中的性别政治
女性：革命的炸弹
男性：正义与欲望主体
女性身体：解放与囚禁的悖论
第六章 “贤妻良母”的现代命运
一、“贤母良妻”与民族国家
概念溯源
“贤母良妻主义”与晚清女学之兴
二、“人”与“女人”：解放及其悖论
“人格论”挑战“贤母良妻主义”
母性：被忽略的人权
三、女性：最漫长的革命
职业与母性：挣不脱的女性困厄
“新贤妻良母”：脆弱的谱系
“家”的破碎与儿童创伤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后记
杨联芬
本书的酝酿与写作，从2005年哈佛访学算起，整整十年。其中好几年，我在病痛中艰难度日，读书甚少，思绪漶漫。但养病的日子，却为我慢慢咀嚼、反省，提供了较为充裕的时间。十年间，有些观念和想法随人生体验而改变，但从女性/性别角度审视中国现代历程，却愈来愈令我感到重要和必要。不过，社会的现状，也令我对自己的论述姿态始终有些犹疑。
在一个需要理想的时代，我却以苛刻的态度，反省理想主义；在一个需要变革甚至革命的时代，我却以“告别革命”的心态审视历史。更严重的是，在女性由革命激情时代的“半边天”地位，重新被权力和金钱奴役，歧视女性之风公然畅行时，我却对中国妇女曾经“解放”的历史，进行批判性剖析。这种对待历史的“保守”态度，与我现实中的“激进”立场，分明是矛盾的。这再次证明，愚钝与执着于事实混合而成的“不合时宜”，是我的宿命。
“尊重个人独立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陈独秀《一九一六年》）先贤声音，言犹在耳。我庆幸选择了这个时期的这些人作研究对象，其独立自由的思想与操守，奠定了我做“人”的价值基础。然而，当初他们不懈追求的文明与进步，为何到头是百年轮回？本书汇聚了我的困惑和思索，也传达了我的期待。
这份研究，既是我一个时期的专业答卷，也是我人生体验的一种表达。作为一个对世界始终抱有热忱的人，我珍视理想主义的真诚与单纯，然而也真切感悟到，高蹈的立场，可能忽略世界与人关系中日常的一面，忽略人对于“平凡”的需要，忽略个体生命的独特与唯一。浪漫的，有时也是肤浅的。书中所论性别伦理的诸多面向，恋爱、婚姻、家庭、儿童，既是他人的历史，也灌注了我的体验。对我而言，“我是谁”之问，不应是远离人基本生存的玄学。离开对生命存在基本需求的考虑与尊重，所有的答案，都有可能仅仅“看起来很美”——20世纪导致人类灾难和悲惨命运的，很多不正出自美妙的理想及理论么？
本书各章主要内容，大多随研究进程以论文形式陆续发表。本书完成时，所有引文均重新勘校订正。
十年来，值得感谢的人很多。家人、师友，年长、年轻，国内、海外……念兹在兹，温暖如春。我铭记着你们每一位在我生命与学术成长历程中给予的关爱、教诲、宽容与扶助，你们的存在所赋予我生命的意义，无可替代。
最后，感谢辛勤为我校稿的学生邢洋、润涛，他们的忠厚、热忱与认真，在今天是多么难得；感谢独承压力、对交稿时间一再宽限，使我得以修改到最后一天的责编墨西女士。
2016年2月28日于京西花园村无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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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杨联芬教授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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